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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资料（长征简介
习近平：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尊重历史还原真相——驳长征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长征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分界线
为什么说长征是万死千伤之路
健在最年长女红军王定国忆长征：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
彝海结盟”亲历者后代口述红色往事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资料（长征简介）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简介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红军先后逃离追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
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力军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 导， 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光辉岁月——2016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领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军到达蒙古与军领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同年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一半)加上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约两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失败，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投降。
习近平：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他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
下午3时10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时间为顺序，以重要战役战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体，精心遴选了“七根火柴”“金色鱼钩”“半截皮带”等经典长征故事，精心设计了“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等大型主题景观，通过275张照片、252件文物和大量视频、图表、油画、雕塑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的光辉历史和英雄壮举，彰显了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揭示了“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时代内涵。
展现红军长征概况的视频资料，红七军团发布的《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宣言，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油画《血战湘江》，再现遵义会议场景的主题景观，反映红军以少胜多光辉典范的四渡赤水战役要图，讲述红军战士至死不忘对党忠诚的雕塑《最后一次党费》，方志敏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手稿……丰富的文献图片、珍贵的历史文物、逼真的主题景观，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尊重历史还原真相
——驳长征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毅）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年的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理想和事业的无比忠诚、坚定信念和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然而，近年来长征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甚至在网上以讹传讹，极大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必须坚决予以澄清。
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2003年，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媒体包括一些知名网站纷纷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实际上，这一说法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当年红军走的大多是小路、山路甚至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还因缺乏地图走了不少冤枉路；而两个英国人拿着GPS定位系统，走的基本是大路、直路。其次，红军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行军，不断迂回和奔袭，为了调动敌人，他们不得不经常采取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战术，还要追击敌人，来回折返；而两个英国人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单向行进，没有走回头路。另外，部分中央红军因为张国焘搞分裂，被裹挟南下，曾三过草地，朱德就曾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6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广泛征集材料的基础上编辑整理了《二万五千里》一书，其中有一份附录《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根据这个一览表的记载，红一军团直属队1934年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总计行程是18095里。而这只是很少打仗的直属队走的路程，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走的无疑更长。当年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写道：“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至于那两个英国人的说法，前些年有学者曾将他们与主力红军走的路线加以核对，发现有相当大的出入，他俩起码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实际上，4支红军部队由于各自开始长征的起点不同，所走的里程不一样，但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行程达“二万五千里”是不容置疑的，正如1935年毛泽东所说：“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认为蒋介石为红军长征“放水”。这几年，有人强调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的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否认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中的领导地位。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有人质疑这个提法，认为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军事上是周恩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
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虽在党内负总责，但他很民主，特别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他不懂军事，也就基本不插手军事。周恩来虽然是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也很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如在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中，他最后还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这件事，中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负责军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其实毛泽东是核心。包括林彪后来对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军事领导，闹出一场会理会议风波，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是红军的实际领导者。稍后陈云离开红军去莫斯科，他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时也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同样是指实际领导。另据张国焘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对他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以上材料都表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长期以来，“飞夺泸定桥”已成为红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典型例证，但近年来却有人试图否定这一史实。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作者写道：“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在《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了河里。
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意在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实际上，“飞夺泸定桥”并不单指夺桥一战，它还包括了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夺”一词是完全成立的。至于泸定桥是否发生过战斗，以上两种说法也互相矛盾。前者说“根本没有战斗”，后者则说“打了一天一夜”；前者说“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后者则说国民党把百姓击中掉进了河里。二者的来源都是口述材料，而更具史料价值的应该还是来自敌人的原始档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有一份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时间是1935年5月29日，恰是红军“飞夺泸定桥”之日。此处“奋战”一词，无疑说明那些否定泸定桥发生过战斗的说法是错误的。另外，英国人采访的那个老人说“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也是不对的，因为正式发起攻击的时间是下午16时，17时便夺桥成功。由此看来，所有否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综上所述，如今有些人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恶意剪裁历史或编造谎言，采用“戏说”“爆料”“揭秘”之类的手段，肆意歪曲长征历史，抹黑红军的英勇事迹，丑化和矮化领袖。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必须予以有力批驳，我们要还历史以真相，洗刷泼向长征伟大壮举上的污水，让长征精神永放光彩，永远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
长征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分界线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辛士红）
大浪淘沙，留下的是真金。
20世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一样狂飙突进。而长征则是这段“历史三峡”中最跌宕起伏、最荡气回肠的一段激流。
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有英雄也有背叛，有牺牲也有苟且，有同甘共苦也有分道扬镳。长征就是以最残酷、最严峻的方式，考验着我们党和红军。
逆境和挫折，是阻挡弱者的高山，也是冶炼勇者的熔炉。铁流两万五千里，成为我们党和红军寻求真理的加速器，也成为塑造人才的大熔炉。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每一名红军战士的信念、意志、精神、品质，就像淬过火的钢、沉过水的木一样，发生了一次升华。
1935年11月，红军到达象鼻子湾，毛泽东从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就是这支队伍，走上抗日的战场，“连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连日军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厉害，都是老红军”。
就是这支队伍，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走出了9位元帅、8位大将和90%以上的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
具有历史眼光的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惊叹：“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推翻2000年来停留不前的伦理体制和政治制度。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
今天，部队内外条件和官兵的成长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我们既不可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不可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既不可能在路线斗争中历练政治智慧，也不可能像前辈那样爬雪山、过草地。历史的长河由奔腾咆哮变成了暗流汹涌，这种平静之下的挑战前所未有却更加严峻。无论是个体，还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如果像温水中的青蛙、淤泥中的泥鳅那样，对外来的挑战无知无觉，对现实的忧患不省不察，那么等待自己的绝不是一首赞美诗或小夜曲。
时势造英雄。尽管“时和势”已非前水，“艰和险”横亘于道，但只要我们珍惜历史的馈赠，传承长征的薪火，就一定能够在新长征的路上把自己锻造成为“劲草”和“真金”，在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
为什么说长征是万死千伤之路？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吴东峰）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征途”。
长征故事讲了数十年，仿佛大家对它已很是熟稔。但若真的追问起来，那历史深处的隐秘细节，那细节背后的春秋大义，我们真的都已了然于胸了吗？
现在，让我们重拾赤子之好奇，追随先辈的步履，重新踏上长征之旅，亲手打开一个个问号。
史载，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长征前约八万八千人，长征到达陕北只七八千人，损失近八万人。红二方面军出发前计有一万四千余人，到达陕北后计有一万一千余人,损失三千余人。红四方面军的牺牲最为惨烈，出发前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只八万人），长征后再经西路军之败的损失，锐减至一万四千余人。
长征以它艰难和残酷，以万千红军将士在艰难和残酷中的顽强远征，展示着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八十年前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这一人类的悲壮史诗。长征是十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远行。每一位红军都在他的年轻生命中经历了死亡的危险和考验，因此对于他们而言，长征之路，既是万水千山之路，更是万死千伤之路。血色远征，是他们永远无法弥合的心头之痛。
罗元发将军：凌晨三时半的生死命令
罗元发：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委顾问。长征中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委、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
1934年12月1日晨，湘江之战进入关键阶段，红军十二个师中只有四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其余八个师还在湘江东岸，面临被围歼的危险。
凌晨三时半，一封中央局、军委、总政的指令在瑟瑟寒风中传到了一、三军团指挥员手中，指令说：“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
1994年12月24日的广州，罗元发将军，怀着悲痛的心情向笔者回忆了那场著名的湘江之战。八万六千之众的中央红军队伍，在蒋介石约四十万兵力的围攻下，英勇奋战，牺牲惨烈，红军最后锐减为三万余人。他说：“那一仗打得苦呀，血流成河啊……”
湘江两岸的山峦田原中，双方投入厮杀的兵力合计近五十万人。敌我兵力之比是我一敌五。位于灌阳县西北部的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的必经之地。1934年11月28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红五师阵地刚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和武器的绝对优势，向五师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
据《李天佑回忆录》记，30日下午，五师已经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不断被抬下来。大家抱着“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一铁的意志，坚守阵地。
下面是十二年前，罗元发将军接受笔者采访的访谈记录：
李天佑师长命令十四团和我十五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任务。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
第一天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一百三十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次日，部队伤亡越来越大。这时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阵地，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这时候，我们团三个营长已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达到两百余人。我和团长都负了伤，团长伤很重，已不能动弹。我头部负伤，疼痛难忍，但还能坚持指挥作战。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约七百余人。但我们仍坚守着阵地。
那时呀，真是打得没办法啦！营长负伤了，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一直坚如磐石，屹立在敌人面前。
红五师在新圩以两个团阻击敌人三个师，坚决执行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的命令，与敌人拼搏，与阵地共存亡。红五师伤亡两千多人，师参谋长胡浚牺牲，红十四团除政委谢振华外，其余团的干部都英勇牺牲。
罗元发回忆说，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时，师部传达军团部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兄弟部队。我们把伤员安排好，才迅速过江，追赶主力部队。
湘江之战，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肖锋在日记中提到湘江一仗一师三团损失过半时说：“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有人吃，边走边哭。”
血战湘江，使中央红军中许多优秀指挥员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千古遗憾。罗元发屈指数来：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计有十余名师、团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罗元发说：“记得当时彭德怀连发数电报：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罗元发言此既沉痛又豪迈，他说：
“命令中的那句话，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我一辈子都记得。红军的干部确实不是那么好当的。那时打仗，我们干部都是带头向前冲的啊！因此干部牺牲的也特别多。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就是这么来的。”
尤太忠将军：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尤太忠：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长征中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连指导员。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这是十年前尤太忠接受笔者采访时讲的第一句话。当时尤太忠已得了癌症，困难的呼吸，似乎使他想起了那次远征：“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病房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五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哪！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我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的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六十年了，那一个一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不明真相的藏民的冷枪，死了。他们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时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二七九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二七四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二七一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二七九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看上去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万、八万多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几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他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
“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一百零六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五十三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1996年4月13日的广州，尤太忠将军说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在我耳畔回响。
尤太忠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将军晚年阅读了大量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说：“讲真话吧，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都死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好吹的。”
王平将军：没有完成的特殊任务
王平：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长征中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一团政委。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了这么一件事：
1935年8月27日红一军团到达巴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十年前，王平将军在北京钓鱼台附近的住宅，向笔者谈了他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长征记忆，似乎与上述事实有着某种关联——
1935年，红军开始向茫茫大草地行进。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饥饿、疲劳时刻袭击着红军，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刚刚走出草地，面前又是一条班佑河。王平率红十一团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过了河，已经走出70多里。此时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策马而来。他对王平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你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王平回忆，刚走出草地，再回去几十里，去接应那些掉队的红军。王平似乎脸有难处，但彭德怀严肃地说：“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王平回忆说：我硬着头皮率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
走到班佑河，站在河岸，王平举望起远镜向对岸望去，果然人影绰绰，东一团，西一团的，黑压压的一片。王平估计，那阵势估计至少有五六百人，但却没有一点动静。
王平回忆，自己带了通讯员和侦察员立即涉水过河。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的，一动不动。再向前，把自己吓了一大跳，那些红军官兵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各种姿态都有，就是没有一点动静。
言此王平声音哽咽，取出手帕擦擦眼睛，继续说：“我们立即上前大声呼叫，对方不应，手摇不动，再仔细察看，数百人全部牺牲了……”
怀着沉痛的心情，王平命令带去的官兵，一个一个把牺牲者放倒，一方面是让他们走得舒服些，另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落下。
王平返回追赶大部队。彭德怀老远就看见了，焦急地迎上前来抢先问：“带回多少人？”王平强忍悲痛回答：“报告彭军团长，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全部牺牲了……”
王平将军在长征中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王平记得，1935年2月，红军攻占遵义后，王平与邓国清团长率红十一团于运动中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那一天，王平与邓国清在坑道观察敌情。突然一发子弹击中邓团长的手，王平赶紧回头，又一弹飞至，由将军后脑勺擦过，幸仅皮破血流。若不回头，子弹正中前额。
王平回忆说，那一次，我十一团在兄弟部队支援下，打了四个多小时，将敌一部击溃，并追至乌江。我团伤亡了四百多人，先后继任的六个营长、三个教导员和团特派员、总支书记都英勇牺牲了。
但草地上的这一幕，最使王平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王平告诉笔者：“当时还有一个小战士还活着，但我们把他带回时，过了班佑河，他也断气了。”
直到六十年后的1996年3月26日，王平将军向笔者言及此事，依然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令闻者无不唏嘘长叹也。
本文作者吴东峰，曾任广州军区战士报社副社长、广州市文联副主席，曾服役三十余年，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200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合作朱继红）、《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等作品。
健在最年长女红军王定国忆长征：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来源：2016年09月27日《人民日报》
安静地坐在客厅的一角，向记者伸出的手温暖而有力。挥毫泼墨，“长征万岁”四个大字，一气呵成。更多时候，她会被电视上的画面吸引，挥手让周围人静下来，电视上正播着一部关于长征的电视剧，一个红军战士英勇战斗，不幸中弹牺牲……
她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
面对她，面对这位百岁红军老战士，如同面对一部中国革命史、民族奋斗史。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
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
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陈延武）
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能够赢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成功的统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以详实的文献和独特视角，从统战政策、民族团结、党派合作等多个角度阐释长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陈延武认为，经过80年的岁月，当我们从团结、统战这个视角回到原点来全面研究长征胜利的时候，那些留下的必须书写并见证的人与事能够再次启发我们的思考，塑造我们的进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从小到大，我们大多知道的长征是：1934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以北上抗日、突破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的，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11个省，穿越汉、苗、壮、彝、回、藏、瑶、纳西、羌、蒙古等共约2亿人口的不同民族地区，进行大小战斗1500多次，于1936年10月成功会师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时2年，行程最远约两万五千里，最短近万里。同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最早抗击日本侵略者，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为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我们还熟知：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人类罕见的摧坚历险、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彝海结盟侠义衷肠；我们都会吟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我们也都能哼唱几句《长征组歌》……
然而，在丰富浩大的历史内容和不可胜数的英雄业绩背后，在毛泽东英明领导和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光荣之外，长征的胜利还有一个你过去也许不太了解的原因，一个你同样不可以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
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使红军避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战略转移。
长征中形成、发展、积累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联合政府、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原则、政策和制度提供了依据；长征中逐步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族群，促成了自近代以来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
一、长征前，毛泽东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
恩格斯1840年10月首先提出并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统一，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政党、派别之间应结成统一战线。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获得理论启蒙。“统一战线”又称“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联合战线”概念的是陈独秀，使用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概念的是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瞿秋白是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由于缺乏对国情复杂性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革命理论和实践及革命条件的深刻理解，在制定统战政策时走了弯路。1921年党的“一大”对其他政党采取“排斥”态度，1922年党的“二大”改变态度并提出了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在1923年就提出了“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的思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党内，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联合“下层”的工农商学兵，错误判断“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待民主派别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完全排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存在的联合，甚至提出全党成分工人化的要求，因而在搞武装斗争时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单纯的工农联盟，强调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在军事上和城市工人运动中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导致了国统区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革命根据地损失90%，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挫折。
毛泽东长征前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他后来又两次总结教训，在1949年12月时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了”。1954年时他又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
二、从长征开始，中国共产党频繁使用“统一战线”一词，赋予了饱满的内容。
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都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问题是能否认识错误，更有信心和勇气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
国民党军队长年军事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第五次“反围剿”损失巨大，极“左”政策把持，战争严重破坏，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苦，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听信一些报刊及传闻，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畏之如虎。
挫折使人清醒，清醒始于长征。
毛泽东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在长征开始不久的1935年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科学方向的实践，一系列带有独创性的革命斗争经验相继得到理论概括。
总结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统战思想和多党合作思想的重大转变，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奠基，并使中国革命独具特色，更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强调统战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开展宣传鼓动瓦解敌军；遵义会议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倾向，克服“唯成分”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厘清了对中间阶级阶层及阶级属性的认识。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批判、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开始重视敌方矛盾及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红一、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在川西北金川流域，动员、团结联合藏族民众，相继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青年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等群众革命组织，建立反对民族压迫以及赞成民族独立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喇嘛和一部分小土司上官的联合战线，是长征时期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雏形，也预示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新开端。
较为全面探索了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道路。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从处理的纷繁而紧迫的民族、宗教问题中，继承了起过积极作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纠正了脱离具体实际民族宗教政策，如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是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规定凡从事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等。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理论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转变，揭开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
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倡导和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整个民族的坚毅和顽强紧紧相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始终站在顺应人心的救国抗日的制高点上。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7、8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组织起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范围超出“下层”的工农商学兵联合，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中。
《八一宣言》发表后广泛流传，许多学生读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后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看到后请杜重远帮他联系中共；蒋介石看到呼吁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时，认为借此可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
1935年12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兼具的“两重性”，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长征中后期的统战政策更加开放，统战策略更加灵活。从1936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陕北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人心，壮大了力量，使政治动员、作战特长、组织群众的优势得到发挥，为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各种政治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运作空间。
四、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中央红军长征371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1864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5660公里。
红军长征穿越了苗、瑶、壮、布、藏、羌、回、彝、纳西、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对立、仇视。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不断转战、突围。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顺利抵达甘陕地区会师，中共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各路红军发布有关指示、决议、布告、宣言，张贴通俗、形象的标语、法规、口号、壁画，使少数民族了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
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改变了过去把少数民族上层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一起反对的政策；红军规定绝对不打彝民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1935年5月，刘伯承主动和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小叶丹等彝族民众的护送红军畅行七天直达安顺场，赢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争取白利寺活佛格达的支持走出了草地，在甘南卓呢争取土司杨积庆撤除工铁布防线顺利转移。
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每到一地立即派人调查当地风土民情并印成“情况通报”，把民族政策编成歌谣来宣传；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写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同时使用；保护少数民族人民利益，严守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红军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吸收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或分配少数民族红军干部战士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开办学校培养藏族干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办蒙、回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等；提拔和使用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是满族、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是彝族、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马骏是藏族、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主席肖福祯是回族阿訇等，为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人才，为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人才。
少数民族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诚、团结他们的真心，最大限度支持了已无根据地可供依托、经年远征作战的红军，黔西北苗、回、彝、汉5000余人参加中央红军；献出家中门板铺垫泸定桥、赤水桥，使红军跳出敌人包围；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使这支脚穿草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锻铸成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旅。
蒋介石指望红军被消灭在民族关系紧张的藏、回地区，还飞到成都命令华西军阀消灭进抵彝族地区的红一方面军，重演石达开的太平军在大渡河一带被消灭的历史，但幻想破灭了。
朱德说:“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历史并未重演。”
五、红军所到之处，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筑严加保护。
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藏、土家、纳西族等信仰佛教；白、瑶族等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中共中央发布宗教工作决议、布告及指示，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同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
各路红军进驻少数民族地区时郑重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红一方面军1935年9月到达甘肃哈达铺回民区，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等。当地回民看到红军到郊外煮饭，顿生好感。
贺龙部途经云南中甸藏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政委（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红军努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主张民主管理宗教。1935年6月，红军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6年3月、5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指出：“政教必须分离，喇嘛等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同时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
红军加强与活佛、阿訇、祭司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的沟通与互信，吸收当地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参加建立地方民族政权。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订立了政治或军事联盟。陕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许多信教的爱国者支持红军、参加革命；贵州镇宁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护送红军过境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
对虔诚传教并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的外国宗教人士宽以相待，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至贵州境内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等人，带勃随红军长征并在生活上照顾，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为勃获释饯行并提供足够的路费。勃沙特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回忆录《神灵之手》，以其与红军相处18个月的经历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该书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影响，回击了西方和国民党对红军诬蔑、攻击舆论。
六、著名史学家胡绳说：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
中间力量主要指部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政治上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
抗战之初，有的中间力量轻信国民党的抗战许诺，把抗战胜利的寄托押在蒋介石身上；有的中间力量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陕甘宁边区，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力量站在自己方面，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力量的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实行合作最直接、最基本的动因。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由最初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反蒋联共抗日”，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感到，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
宋庆龄坚决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到延安，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联上；同时，宋庆龄又协助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去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不仅首次让世界了解到红军，而且使国统区中很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从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隐约怀有某种期许。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紧紧依靠鲁迅，与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9月中旬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文艺界统一战线已然形成。
1936年8月，毛泽东负责整个统战联络工作的领导，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第一位，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毛泽东针对不同统战对象，有的通过信件交流，或联络感情，或阐释主张；有的派人当面协商，或陈述利害，或提出要求。毛泽东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多人。1936年9月，毛泽东派潘汉年当面听取宋庆龄对具体组织统一战线意见，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与潘汉年一见。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说明“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蔡元培读后不顾年迈之身，去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不答应就不走。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创造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
许德珩、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马叙伦“西安事变”前后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爱国人士杜重远做东北同乡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直处于各自为政、涣散状态的中间力量，在红军长征期间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尊重，赢得了共产党的赞许和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张澜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著名史学家胡绳总结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七、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长征前后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桂系、粤系、滇系、冯系四大派系，还有川系、晋阎系、绥傅系、陕杨奉张系等，他们拥兵自重，封疆自保，掌握一方大权。
长征中，蒋介石先后调动300多万陆军、骑兵、空军等，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实力派，还有地方的少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也试图趁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石二鸟功效。而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以求半独立状态；西南的地方实力派既怕蒋介石乘机染指地盘，又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不惜与红军妥协。
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声明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为最大程度争取部分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或观望提供了条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与地方实力派合作提供了保证。实际斗争中，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以统战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统战，既联合又斗争，双管齐下，巧妙周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粤系陈济棠是中央红军最早遭遇的地方实力派。1934年10月，蒋介石安排重兵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陈济棠深知蒋介石是“借刀杀人”，明里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暗地派代表到江西苏区与红军秘谈，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
滇系龙云对蒋介石素有戒心，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滇军只追不堵让其过境；1936年2月，肖克率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写信给滇军将领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龙云知悉令孙渡只尾追红军并送出滇境。
川系杨森在1934年初与红四方面军协商达成了分驻巴河两岸、互不侵犯的协议，川军还给红军送去食盐。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入川，杨森主动与朱德信函往来，红军不放一枪一炮安全离川。朱德、刘伯承还致信川系邓锡侯：“国难当前，红军和川军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锡侯受到感化，也为保存实力，命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以应对蒋介石。
桂系与中共早有来往。李宗仁曾表示完全赞成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两广事变刚平息，桂系代表钱寿康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并送交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书面文件。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专人来陕常驻，沟通情意。
在华北，军界、地方实力派直接感受日本大肆军事扩张和经济封锁，是最有可能争取成功的统战对象。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均曾为西北军将领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希望他们确立抗日决心。张友渔、张经武等深入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抗日。
在西北，这是陕北根据地的周边，与苏区安危休戚相关。1936年9月和10月，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但并未真正摆脱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毛泽东分别致信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经过努力，与张的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共同抗日等协定，与杨的十七路军建立了停止军事对抗、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关系，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4日、25日周恩来两次见蒋介石磋谈，蒋介石最终当面做出“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党的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公然对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马占山、傅作义、宋哲元、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的统战，加快了对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步伐。1936年6月，邓发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系。1936年9月，彭雪枫携毛泽东的亲笔信赴兰州，同于学忠就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等进行会谈。1936年夏，彭德怀西征中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还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提议。1936年10月，毛泽东派彭雪枫赴山西做阎锡山工作，并初步建立了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粤系、滇系和川系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加固了长征胜利的基础；通过对华北、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从此，中国出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一致抗战的崭新局面。
八、长征胜利雄辩证明：搞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好看、好听，而是有用、有大用。
将统一战线喻为“法宝”，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最为通俗而精确的概括。
经过了80年的岁月，我们从统一战线这个视角回到原点去全面认识长征的胜利，那些留下的必须书写并见证的人与事，能够启发我们的思考，能够塑造我们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撑，红军将士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不惜凛然赴死；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不间断地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死相拼。这一切动力，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坚持，没有停止对共产主义的推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做什么？”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跟共产主义信仰走。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应时适势的统战工作是一个桥梁，把瑞金和延安两个中国革命重要历史阶段连接起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证明了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战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组织社会、建设国家的工作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政策设计、目标取向，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在历史逻辑中形成，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在时代演进中成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源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构建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着眼发现他们身上的革命潜能，着力寻找彼此认同的价值指向，使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并稳固地融入中国革命中，表现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宽广的政治胸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特质就是大团结大联合，魅力就在能把人心和力量解决好。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力量弱小、搞革命、夺取政权时就成功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那么在力量强大、长期执政、搞建设改革开放时，更有智慧、更有资源、更有意志，让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更加发扬光大。
纪念80年前的红军长征，为的是让沉甸甸的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的状态，从来就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彝海结盟”亲历者后代口述红色往事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雅安9月11日电(吕春荣) “我爷爷沙马马海是‘彝海结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全过程参与者，他为‘彝海结盟’的实现和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9月10日，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彝海结盟”亲历者后代马晓兵向众多年轻记者自豪地讲起了祖父沙马马海的红色往事。
马晓兵口中的“彝海结盟”是长征途中的一段佳话，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的首领果基小叶丹在冕宁县彝海边歃血为盟，这为红军主力顺利通过了彝族聚居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马晓兵说，“当年的爷爷是凉山彝海彝族部落的一名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宗教权威，也是宗教活动主持者)，在‘彝海结盟’中，爷爷作了一定的贡献。”
马晓兵介绍，根据他爷爷的回忆，1935年5月22日，红军来到冕宁县入境彝海地区，这让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等人心中无底，疑问重生，“红军是干啥来的？”、“是仅仅借道路过，还是要停下来驻军？”、“会不会给彝区带来不利？”此外，加之此前彝区屡屡遭到地方军阀蹂躏，更让彝族人心有余悸。于是，小叶丹方面派出了精通汉语的管家沙马尔古和他爷爷俩人前去打探侦察。
“据爷爷回忆，当时他们找到红军，红军方面回应称，此行只是借道，不打彝民，只打官僚，红军和彝民是兄弟关系。”马晓兵说，“爷爷在得到回应后随即返回，并把红军方面的情况向小叶丹作了详细汇报，着重地强调和说明红军的主张和去向，更力荐与刘伯承结盟之意。”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小叶丹到彝海面见刘伯承。就是此次见面，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彝海结盟”，这其中，马晓兵的爷爷沙马马海和沙马尔古更一起主持了“彝海结盟”的宗教仪式。
此外，马晓兵的祖父还担起护送红军的责任，成了红军先头部队前往安顺场的带路人。马晓兵介绍，从1935年5月23日开始，祖父率领十多人护送红军过彝区。他们一边给红军当向导，一边对沿途的彝民作宣传，最终成功通过了彝区。
“爷爷总告诉我们后人，当年初见红军，他们虽然穿得都比较破烂，但纪律很严明，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常常以此告诫我们，要学习红军互帮互助、艰苦奋斗的精神，守好本分。”马晓兵说。
